金庸武侠小说与人生、人情、人性

日期：2014-05-24  来源：《金庸解读》 作者：徐扬尚

　　凡是经常阅读武侠小说的读者，就会感受到武侠小说创作中的种种俗套，即早已发生霉变的陈旧的叙事模式，如“复仇模式”、“报恩模式”、“抢宝模式”、“行侠模式”等等。与故事模式化相对应的是人物脸谱化：正邪对立，善恶对立，正邪分明，善恶分明，总是开始都是好人遭殃，好事多魔，小人得志，坏人猖狂，经过种种奇遇与自我奋斗，或武侠豪杰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最终都邪不压正，好人战胜坏人，血债血还，天理昭彰，善恶必报。看头知尾，看因知果，虽然热闹，却不过热闹而已，往往只能“一次性阅读（消费）”。

　　可是，经常阅读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许多人都会感受到金庸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形象化诠释，对进步的历史观念的合理运用，对政治运动与政治舞台腥风血雨的官场的象征与隐喻，对政治运动中与政治舞台上那些封建官僚政客内心世界的捕捉与揭露，从而去留心金庸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刻划的执着追求，感受到金庸武侠小说对人情世故的感悟与捕捉，领略到金庸武侠小说对人物个性深及潜意识与本能的深层挖掘与表现，直至揭示出普遍的人性的震撼力。

　　其实，以武侠小说表现普遍的人生、人情、人性，正是金庸武侠小说对同行与前人的作品的超越，从而最终成为通俗文学经典之作的成因之一。

　　金庸非常欣赏华裔美籍学者陈世骧的话，并引以为知音，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对陈世骧的赞扬与肯定津津乐道，内心的欢喜也溢于言表：

　　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天龙八部·后记》)

　　金庸自己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读者表白：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鹿鼎记·后记》)

　　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神雕侠侣·后记》（1）)

　　基于以上认识，金庸在其武侠小说创作中，对人生、人情与人生的捕捉、挖掘与表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地说，金庸武侠小说既具有人生关怀的观念，又拥有人情世界，并使人性得以张扬。我们先看——

　　一．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生关怀

　　Ⅰ、人生关怀：世界文学经典的共同追求

　　A．人生关怀的基本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活着？

　　文学即人学：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看的，几乎成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界的口头惮。这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人生关怀的关注与表现对于文学，就像对终极关怀的关注与表现对于宗教、对事物本源或本质关怀的关注与表现对于哲学，同等重要。如果说宗教的终极关怀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哲学的本源或本质关怀是“事物的本源或本质是什么？存在或表现形态如何？”那么，文学的人生关怀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为谁活着？我应当怎样活着？”

　　然而，一部世界文学史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人与自身命运冲突与否的关系、人与人冲突与否的关系、人与帮派、集团冲突与否的关系、人与社会冲突与否的关系、人与自然冲突与否的关系。其中，中国文学又侧重对人与人冲突与否的关系、人与帮派、集团冲突与否的关系、人与社会冲突与否的关系的表现；西方文学则侧重对人与自身命运的冲突与否、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否、本能与文明的冲突与否的表现。

　　“究天人之际”对于文学十分重要，但这毕竟是对人的外在因素的思考、表现、剖析，如果脱离对人生的基本问题——“人如何成为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内在本质问题的思考、表现、剖析，这种文学作品就谈不上什么深度、品位，即使红极一时，也不可能流芳百世。是关注人的外在因素，还是关注人的内在本质，正是中国文学的颠峰之作《红楼梦》与那些“为种族、集团、帮派”、“为政府”、“为宗教信仰、观念”、“为政治”、“为文学而文学”、“玩文学”的作品与广告文学的不同之处，也正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

　　B．人生关怀的纯文学经典之作：《红楼梦》

　　在《<红楼梦>的精神分析与比较》一书中（2），徐扬尚曾极力反对写在大学《古典文学》教科书中的、统治“红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红楼梦》是“爱情小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宝黛爱情或贾、林、薛的三角恋故事”的流行观点，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典型的女性话语；通过对传统的男性文明对女性的异化、压抑与扼杀的表现，来表现封建文明或社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压抑与扼杀；从而呼唤女性的人格、尊严、自由、地位，也即是呼唤人性的复归。

　　因为在《红楼梦》中，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性文明就是封建文明，就是社会文明，就是当时的满清文明；受压抑、遭异化、被扼杀的女性就是人性的代表；男人女性化的贾宝玉悬崖撒手，企图逃脱的正是男性文明／封建文明／社会文明／满清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异化与扼杀。贾宝玉、神瑛侍者、宝玉、石头是四位一体的，石头即青埂(情根)峰之石情根石即性即人性。因为情根石是无性别的。所以，贾宝玉常常处于“问天的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为何要生在这等富贵之家？”“为什么我爱的人得不到，得到的却是我不爱的；我想说的话不让说，想见的人不让见，想作的事不让作，不想说的话偏偏要我说，不想见的人偏偏要我见，不想作的事偏偏要我作？”后来，他似乎是想通了，就说：“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似乎又没想通，所以最终靠悬崖撒手求得自我解脱。试问一句：如果根本就没有黛玉(自然也就没有宝黛爱情)，贾宝玉是否仍旧会出家？回答是肯定的。可见，宝玉的焦虑根源正是对人生的焦虑。我们不要忘了：宝黛尚在相爱的过程中，贾宝玉便经常谈生说死(袭人“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今后不要谈生说死”；宝玉挨打后，黛玉红肿着双眼说：“都改了吧！”也包括谈生说死)。所以，鲁迅不说《红楼梦》是“爱情小说”而说是“人情小说”。

　　说到底，“《红楼梦》是爱情小说”的说法，忽视了《红楼梦》对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世界、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的神仙世界，是一种掐头去尾的也是皮相的阅读与批评；《红楼梦》是一部人生小说，是一部人生关怀的经典之作。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世界文学经典著作或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表现人生关怀的，但是，能够关注并表现人生关怀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伟大的。因为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晨昏线上，回首20世纪时，便不难发现：“我为什么活着？我为谁活着？我将如何活着？”这个世纪性的疑问，正是20世纪的悲剧根源或悲剧母题。

　　C．《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等待戈多》的世纪疑问：我为什么活着？我为谁活着？

　　强调二元对立的人类文明／男性文明／封建文明发展到20世纪，传统上习惯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个等级、秩序、好坏、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追求理性、等级、秩序，反对无政府主义，惩恶扬善，趋祸避害，求美避丑，向往正义，反对非正义的理论与追求，最终沦为虚无。对这种虚无的悲剧母题的表现，是20世纪许多世界著名作家的成功秘诀之一。

　　例如，1965年为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顿河》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葛利高里应征上了前线，屡立战功。但是，他很快就对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行为产生了厌恶心理，内心充满痛苦。十月革命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并很快参加了红军。而在顿河哥萨克发动叛乱时，他又认为红军是残酷的，便加入了叛军队伍。就这样，他反复于红军与白军之间。最后，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他也回到了家乡。但是，后来因害怕受到审查，又连夜逃走，再次卷入残匪队伍之中。残匪被击垮后，他丢弃了枪枝，带着深深的内疚回到家乡，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审判。

　　又例如，1982年为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写到：“奥雷连诺上校发动了三十二次武装起义，三十二次都遭到了失败。……遭到了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枪决，但都幸免于难……。”最终，奥雷连诺上校在得不到战友支持的情况下，只得带着三个情妇回到家乡马孔多厮混，整天把自己关在作坊里做小金鱼，一直到死。

　　对于葛利高里与奥雷连诺的悲剧，我们的《外国文学》教科书可谓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就是没能触及到悲剧的本质：葛利高里与奥雷连诺的悲剧根源莫不在于“不知道为谁、为什么而活着，也不知道为谁、为什么而战斗，同样不知道应当为谁、为什么而活着、战斗”。当然，葛利高里与奥雷连诺没有贾宝玉那样的清醒认识：“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即《静静的顿河》与《百年孤独》对人生关怀的关注与表现，没能达到《红楼梦》那样的哲学高度；但是，它们对人生关怀的关注与表现的本身，便使其具有无尽的历史意义与可读性，足以成为世界文学名著。同类著作还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等。

　　对人生关怀的基本问题作抽象的也是更为深刻的表现的作品，莫过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待戈多》是个两幕剧。主要人物是两个衣衫褴褛、浑身发臭的流浪汉。他们在乡间小道的一棵秃树下等待戈多。戈多是谁？等待戈多干什么？为什么等待戈多？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莫名其妙地、无聊地等待着，靠梦呓般的对话与无聊的动作消磨时光。他们渴望戈多的到来，能使他们的处境有所改变，但是戈多始终没来，接连两个晚上都是戈多的使者一个小男孩前来传讯：“戈多先生今晚不来了，明天准来。”他们只好继续无望的等待（3）。

　　在所有的现当代中国作家中，如果说有人关注与表现人生关怀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话，金庸便是其中之一。

        Ⅱ．人生关怀的俗文学经典：金庸武侠小说

　　A．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小说是以形象与故事来表现抽象的思想与道理；属于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尤其如此。

　　“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疑问，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身世”的疑问。随着小说越写越长，越写越好，风格的日趋成熟，金庸武侠小说对人生关怀??“身世”的疑问的表现，也就步步深入：

　　在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中，有一天，满清皇帝乾隆发觉自己的身世与种族都成了问题，可能是汉人，姓陈。金庸的开山之作即与众不同，表现出大气，将个人身世的疑问与民族大义联系到了一起。

　　《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斐、袁紫衣、《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杨康、《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对自身身世与父母的认识，像乾隆一样，全靠他人的述说，他们的复仇也同样涉及到民族大义：郭靖的仇人完颜洪烈本为大金国六皇子，胡斐的仇人田归农、袁紫衣的仇人汤沛、凤天南，都投靠了满清权贵福康安……其中杨过、袁紫衣的复仇已趋复杂：杨过的父亲杨康是一个背叛父母、国家与民族者，袁紫衣的仇人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凤天南。

　　到了《天龙八部》，则又奇峰突出。段誉、萧峰、虚竹三位主人公不仅都有认父的经历，而且经过认父，最终使段誉的亲生父亲段正淳变成了养父，仇人段延庆变成了亲生父亲；乔峰本来叫萧峰，不料“死父复生”，得以相认，原来杀他养父、师傅与武林人士，陷他于不义的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萧远山；虚竹的师傅玄慈原来却是他的亲生父亲，恶人叶二娘则是他的母亲……至此，身世疑问不仅关系到民族大义，而且关系到对人的本性的思考：善恶同体或善恶共生。

　　再到《侠客行》中的狗杂种，经过九死一生，身世最终也未完全弄清：他的妈妈梅芳姑叫他狗杂种。后来，有人又将他伪造成长乐帮帮主风流无德的石中玉，就连石中玉的情人丁珰也信之不疑。只有遭石中玉强奸未遂的白阿秀相信他不是石中玉，叫他大粽子。阿秀的奶奶史婆婆收他为徒后又为他取名史亿刀。闵柔则凭着作母亲的天性与直觉，认定他就是自己死去的儿子石中坚；也有人说他的母亲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三人成虎，狗杂种不免常常问自己：“我是谁？我的爹爹是谁？我的妈妈是谁？”唯一能够回答而又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梅芳姑之死，最终使狗杂种的身世成了不解之迷。

　　在封刀之作《鹿鼎记》中，金庸干脆让婊子养的小杂种韦小宝，根本就无法弄清自己的父亲是谁，也许是汉人，也许是满人，也许是蒙古人，也许是西藏人，从而使金庸武侠小说对“身世”疑问的表现超出了单纯的血缘关系、种族关系、政治关系，超出了狭隘的忠孝节义，升华到人生关怀的高度。

　　显然，对身世的追问，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常常演化出复仇与民族大义的主题。

　　Ｂ．杀父之仇与民族大义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都涉及到复仇的主题。复仇的对象有两种：一是向个人；二是向异族。

　　向个人复仇的结果也有两种：其中，《碧血剑》里的金蛇郎君夏雪宜爱上了仇人的女儿温仪；在《雪山飞狐》结尾处，胡斐为报父仇砍向既是杀父仇人又是情人之父苗人凤的那一刀，在《飞狐外传》中，看来是砍不下去的；《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不仅没有谋害过、反而再三帮助过杀父仇人黄蓉及其亲人；《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心宅仁厚，总不忍伤人性命，对于杀父仇人阿三能杀而不杀……这是金庸所肯定的。

　　《天龙八部》中的游坦之，为报父仇而纵身江湖，虽有种种奇遇，也无济于他的人生之苦：所痴爱之人恰恰痴爱其杀父仇人萧峰而对自己无情无义；《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为报父母之仇不惜自宫修习“辟邪剑谱”，最后害人害己，则是金庸所极力反对的。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涉及民族大义的作品有《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鸳鸯刀》、《鹿鼎记》。显然，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单纯的民族大义，即民族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有好坏善恶之分的是具体的个人与事。因此，民族共和的思想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表现非常明显。如前文所述，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与封刀之作《鹿鼎记》因同样涉及民族问题而对“重写中国历史”显得意义重大：假如说乾隆真的是汉人，姓陈，那么陈家洛等人及其以后的针对满清政府发动的所有民族起义，都应另当别论；同时，乾隆与陈家洛两兄弟的关系隐喻：满汉一家，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鹿鼎记》则将这种隐喻变成了象征：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人，又可能是是满人，也可能是蒙古人，同样有可能是西藏人，因为他的妈妈是妓女，当时正当青春年少，一天要接待很多客人，各族人都有。即韦小宝是中国人(各民族的集合体)的象征。

　　对此，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中表达了他自己的独特认识与感受：

　　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的国家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侯“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地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4）。

　　显然，这种见解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远见卓识，但在20世纪末的中国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金庸武侠小说对“我是谁”与“我为谁(什么)而活着(这么作)”的人生关怀的基本问题的表现，便有了更为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如同《红楼梦》，对压抑、异化与扼杀人性的封建文明的否定，对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人情、人生、人性的真善美的追求与讴歌。

　　Ｃ．人本主义的人生观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侠与官泾渭分明，甚至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因为侠因官而有：没有欺压民众的官及其仗势欺人的亲属与走狗，就不会有杀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武抗暴的侠。在人本主义者看来，人活着本身就是目的，不存在什么高尚人格与理想社会的终极追求；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不存在什么等级、秩序、种族、国家之别。因为文明与秩序都是相对的，和平共处，相互友爱，才是绝对的。历史说明，战争、政治不过是少数的所谓“杰出人物”的游戏；所谓等级秩序，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牺牲个人、“小我”，成全集体、“大我”，不过是那些“杰出人物”欺骗大众以便供自己驱使，满足其权力、地位、声誉的欲求的遁言。

　　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试图表明，人们反对康熙、乾隆与否，与其是满人还是汉人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皇帝；人们如何看待杨过、段誉、萧峰、韦小宝，也应取决于他们的为人，而不是他们的出身：是恶人还是善人的儿子，是汉人还是满人或蒙古人或大辽人；反之，作人应当作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益无害的好人，而不应根据自己的出身而选择、安排自己的作为，决定其善恶性质。然而，我们的古代文明或封建文明正好与之相反，受其教育的结果是：康熙、乾隆是满人，汉人就应推翻其异族统治，反之，则另当别论；大家要留心杨过的为人，因为他是汉奸杨康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又认西毒为义父，近墨者黑；丐帮帮众绝对不可以继续接受萧峰的领导，因为他的辽人身份已明；韦小宝若是汉人，就应当领导天地会群雄等造当今皇帝的反，若是满人就应当维护满清统治作鹿鼎公；所有的人都应当维护本民族而反对异族，不遗余力地为父母复仇。说穿了，作为人就是为了维护、遵从、实践这种划分为各种块块圈圈的封建文明即社会文明而活着。

　　当然，金庸以其武侠小说戳穿了这种压抑、异化、扼杀人性的封建文明的谎言，展示了复仇、种族争斗、看父待子的种种愚昧与悲剧，戳穿了所谓的忠孝节义的虚伪，歌颂了和平、友爱、亲善。例如：杨过不仅没有向黄蓉复仇，反而多次救过她的丈夫、女儿；他参加保卫襄阳、反抗蒙古人的战斗，不过是为了帮助郭靖，不满蒙古人大事杀戳，事后便携同小龙女隐居古墓，以避乱世纷争。郭靖从不因为杨康缺德而对杨过心怀陈见。萧峰生为辽人虽然深受汉人误解，却为息灭辽宋的战事而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当继承父亲袁崇焕遗志，以驱逐鞑虏为己任的袁承志目睹李自成进北京后的种种堕落与变节行为，不免对自己父子(誓死为民族大义)的追求发生怀疑，毅然归隐。继袁承志之后，曾领导群雄对抗蒙古统治者而受朱元璋之骗的张无忌，也步其后尘。最典型的莫过于带着七个美妻归隐的韦小宝。韦小宝通吃红白黑三道，位尊公侯，又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与西藏桑结喇嘛、蒙古王子葛尔丹拜过把子，是俄罗斯摄政王索菲亚公主的情人、军师、康熙的妹夫、李自成、吴三桂、陈圆圆的女婿……然而他却是生于妓院，长于妓院，好使下三滥手段，以溜须投机见长且洪福齐天的小流氓。一句话，是英雄也是狗熊；也是一个尚有人性与良知的人。所以，他谁也不愿得罪，最终是“老子不干了！”他既不愿作鹿鼎公，帮助满清王朝对付汉人，也不愿继续作天地会青木堂香主，进而为总舵主，领导汉人推翻满清王朝，然后自己作皇帝。因为他活着就是为了享乐。享乐的前提是人与人相亲相爱，至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人生追求上提倡杀身成仁，在社会的终极追求上号召大众为建立仁治的社会而努力奋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韦小宝则颇不以为然。

　　二．金庸武侠小说的人情世界

　　Ⅰ．金庸武侠小说的亲情世界

　　金庸武侠小说对人类亲情的挖掘与表现，可谓深刻细致，直达无意识层次，色彩纷呈，道前人所未道，例如：

　　A．陈家洛与乾隆

　　如何处理兄弟亲情与民族大义的矛盾，是陈家洛在红花会仍至中原武林自我形象塑造的关键，也是读者如何理解陈家洛这个人物形象及其所作所为的关键，同样是《书剑恩仇录》构建其召唤结构的关键。表面上看来，一举成名，师从世外高人天池怪侠袁士霄，精通集百家武功于一身的“百花错拳”的陈家洛，可谓文武全才，风流儒雅，人中龙凤；事实上，此人不仅优柔寡断，心胸狭窄，而且华而不实，从某种角度看，有时甚至薄情寡义，沽名钓誉，自私自利。陈家洛的这种表里不一，由其对兄弟亲情与民族大义的矛盾的处理上便可以看出：

　　表面上看，陈家洛身为红花会领袖，处处以反清复汉的大局为重，甚至不惜将自己心爱的情人喀丝丽送给本是汉人血统的乾隆皇帝作诱饵，钓其上岸，让其回到汉人的行列，同时使汉人的统治得以恢复。可是，当策反不成只能用强的关键时刻，陈家洛却能杀乾隆而不杀，说什么是为了保全周老爷子的一点血脉，无意识中却是不忍心置自己的亲兄弟乾隆于死地，因为早在同祭父母时，陈家洛便与乾隆约定，“无论是谁捉到对方，都放其一条生路”，从而陷红花会于不义：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最终揭穿了陈家洛以自我为轻，以民族为重的画皮。

　　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汉大业被自己不忍割舍的血缘亲情断送，显然是受了重伦理亲情的儒家思想教育的结果。（尽管儒家也有大义灭亲之说，但是那仅仅是一种说法，儒家信徒通常是只说不作，因为中国的儒家政治的本质是属于伦理的：信奉什么“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认为“还是子弟兵可靠”，搞“家天下”，追求“千秋万代，一统江山”。）与之相反，乾隆之所以能够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而狠下心来屠杀民族同胞与自己的亲兄弟，就是因为他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乾隆、陈家洛兄弟对待亲情与事业的矛盾的不同态度，再一次证明了徐扬尚一直宣扬的一个观点：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都相信“知识越多越反动”。表面上看来，他们宣扬与推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是一种重视教育的表现；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作为选拔与培养奴才的方法与途径；将有利于政治统治的儒家学说，作为奴才们将来替自己卖命的必备装备。因为“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主要是检验那些“禄蠹”们对有利于政治统治的儒家思想的理解与运用，而不是检验“禄蠹”们根源于创新思维的真才实学；至于他们自己，更是绝对不会相信孔孟儒家的那一套。认可王权天授，认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主张维护安定团结的孔孟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帝王心目中，就像任我行心目中的《葵花宝典》，他们自己从来不信、不练，却千方百计地诱使别人去信、去练，从而达到控制他们，为己所用的目的。难道不是这样么？中国的历代开国君主，哪一个不是恨不得“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为了自己的帝王宝座而“大义灭亲”，六亲不认？

　　表面上看，在信奉与遵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面临着既搞家天下又要六亲不认的悖论，其实不然：在对待天下民众时，他们便追求家天下，而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他们便六亲不认，包括对功高震主者的屠杀，对阻挡自己走上帝王宝座者的屠杀。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陈家洛与乾隆的兄弟残杀，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详见下文《金庸武侠小说的俄狄浦斯情结》。）

　　B．商老太与商剑鸣

　　在《飞狐外传》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文字是写商老太为丈夫商剑鸣复仇的故事。而商剑鸣并不是一个好人或正面人物，商老太复仇行为的本身也近似疯狂，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但是，读者并不因此而憎恨商老太，而是掬一把同情之泪。因为这段文字表现了人类无可厚非的夫妻亲情：“一日夫妻百日恩”。现代科学研究认为，男女夫妻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不仅能够使双方的性格、情趣、爱好趋向一致，而且能够缩小双方的体形、面貌差异。这种夫妻亲情，更多的时候对人类生活显示出比血缘亲情更为重要的重要性。对它的关注与表现，不能不说是金庸慧眼独具。对此，金庸在《飞狐外传》“后记”解释道：

　　武侠小说，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杀死，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认为“该死”，不再多加理会。本书中写商老太这个人物，企图表示：反面人物被杀，他的亲人却不认为他该死，仍然崇拜他，深深地爱他，至老不减，至死不变，对他的死亡永远感到悲伤，对害死他的人永远强烈憎恨（5）。

　　当然，商老太对商剑鸣那深厚的夫妻亲情，也反衬出商宝震对父亲的冷血，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详见下文《金庸武侠小说的俄狄浦斯情结》。）

　　C．杨过与杨康

　　杨过对父亲杨康之死，怀有像商老太对商剑鸣之死一样的感情：他并不认为认贼作父的父亲杨康就该死，而且长期为为父复仇的情绪所控制。他之所以没有最终铸成大错，在蒙古入侵囊阳的战场上错杀郭靖，是因为他具有商老太所没有的正义的良知。最终放弃复仇，也是因为他最终搞清了杨康死于偷袭黄蓉中毒而死并非他杀的死因，并非他对杨康的怀念与爱有所改变。当然，人类本能的俄狄浦斯情结，则是其父仇难报的潜在根源。（详见下文《金庸武侠小说的俄狄浦斯情结》。）

　　杨过对杨康的这份血缘亲情，显然渗透着金庸的自身体验：金庸之父查枢卿在大陆的家乡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虽然后来又被平反，但那已是《飞狐外传》出版多年与金庸已经成为大陆红人以后的事。

　　D．闵柔与狗杂种

　　闵柔对狗杂种正是基于相互之间的血缘亲情感应，才使她单凭作母亲的直觉就觉得他是自己的儿子。类似的亲情感应，徐扬尚曾经亲眼目睹过：一位朋友四岁的儿子，在由家庭前往爸爸工作单位约二百米(两幢楼之间)的途中掉进了一两尺宽的下水道，当包括这位朋友在内的众人都纷纷猜测孩子或被人偷去了，或自己在哪个地方玩耍，总之还活着时，只有她的妈妈单凭直觉认为儿子就溺死在下水道中，经再三打捞，证明她是对的。对于这种血缘亲情的感应，现代科学尚未能揭示说明，但是我们时刻都在感受着它的魅力。

　　E．叶二娘与虚竹

　　金庸对“四大恶人”老二叶二娘与虚竹母子亲情的表现，具有道德意味与某种隐喻：叶二娘因仇人别有用心地偷去自己与少林寺和尚玄慈的私生子而丧心病狂，不停地盗抢他人的婴儿玩弄之后杀死，成为“四大恶人”之一，令天下人谈之色变。当她见到并认出自己自幼失散的儿子虚竹之后，母子亲情又促使她完成了人性的复归，最终自杀恂夫。血缘亲情对于人生、人性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F．武三通与妻子、义女、儿子

　　在《神雕侠侣》中，作者精心塑造了一个为情痴狂的狂人形象武三通。武三通曾经三次犯病发狂：一次是暗恋养女何沅君而不得；另一次是妻子武三娘子为他而死；再一次是两个儿子同追郭芙，兄弟争妻，相互成仇。

　　武三通因性格内向，而对父母安排的婚姻逆来顺受，天长日久，便造成爱情的压抑与苦闷。后来，因受养女何沅君绰约风姿的的影响，这种有背伦理的暗恋，无形中激化了本身就有的爱情压抑与苦闷，终于在何沅君新婚之时形成病变，走向疯狂。直至十年之后，他挖开何沅君坟墓，与她见上一面，这种病变才得以消解。不料，妻子武三娘为救自己而死，又使他又一次陷入疯狂。由此可见，而这两次疯狂之间，经历了两种转换：一是对武三娘的爱情缺失促成了对何沅君的父女亲情的变态；二是对武三娘夫妻亲情的建立促成了对何沅君变态的父女恋的消解。即第二次是对第一次疯狂的否定，是人类亲情的对于爱情缺失与变态的胜利。显然，武三通与义女何沅君的父女恋是其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对此，后文《金庸武侠小说的俄狄浦斯情结》有详细分析，此处不赘。

　　慢慢地，武三通根源于夫妻亲情的病变开始好转。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武三通的两个儿子武敦儒与武修文因同时爱上了郭芙而大打出手，弄得你死活，武三通因此再次陷入疯狂。后来，杨过出面，化解了大小武的情仇，武三通的病变也因此而消解。

　　II．金庸武侠小说的爱情世界

　　A．问世间，情是何物？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这是金代诗人元好问《迈陂塘》词的上半阙，也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问情是何物？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情是一种本能表现，如《雪山飞狐》中的田青文与曹云奇、《飞狐外传》中的马春花与福康安、《天龙八部》中的虚竹与梦姑、《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与瑛姑、穆念慈与杨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与陈珂、沐剑屏、苏荃、曾柔、方怡、双儿、建宁公主；情是风流，如《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与王夫人、甘宝宝、秦红棉、阮星竹、《雪山飞狐》中的南兰与田归农；情是痴心、等待与无望，如《碧血剑》中的何红药与夏雪宜、《飞狐外传》中的胡斐与袁紫衣；情是占有与支配，如《天龙八部》中的康敏与段正淳、萧峰、《神雕侠侣》中的裘千尺与公孙止；情是自恋，如《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情是相互竞争、相互争斗与相互折磨，如《鸳鸯刀》中的林玉龙与任飞燕、《神雕侠侣》中的王重阳与林朝英、《笑傲江湖》中的王难姑与胡青牛；情是无私的爱恋与无缘，如《书剑恩仇录》中的于万亭与徐潮生、《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与胡斐、《连城诀》中的与狄云与戚芳、《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与岳灵珊、仪琳、《神雕侠侣》中的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与杨过；情是执着，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小龙女、《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与王语嫣；情是意念与幻想，如《倚天屠龙记》中的殷离与张无忌、《天龙八部》中的无涯子与李秋水……；情是什么？是说不清，是说不得；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大千世界。

　　B．女人的主动与男人的被动

　　在金庸武侠小说的爱情世界中，女人的主动与男人的被动是其潮流。且滥觞于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无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对陈家洛的塑造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反讽效果：论武功，怪招百出的百花错拳在真正的武林高手张召重面前派不上用场；论事业，文武兼修，不过使其金玉其外，反满复汉的大业，却屡屡断送于他的优柔寡断；论爱情，风流倜傥也只能使其成为绣花枕头，内心的卑怯，最终使他辜负了霍青桐、喀丝丽姊妹的爱情。陈家洛对霍青桐，可谓一见钟情，可是，他不仅怯于表达，而且在对方的主动追求与聪明才智面前，却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内心的卑怯与逃避，转而接受霍青桐的妹妹喀丝丽的爱，因为喀丝丽除了美丽就是柔弱与需要保护，可以满足陈家洛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虚荣心。表面上看，陈家洛以牺牲他与喀丝丽的爱情，将爱人喀丝丽拱手送给乾隆以坚定后者的反满复汉之心，是牺牲自我而成全民族、国家与社会的高尚行为，事实上犹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一个靠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去套狼的猎人，显然不是一位真正的猎人，陈家洛为了坚定乾隆的反满复汉之心而不惜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爱情，正是一种怯弱表现。

　　基于相同的原因，在《侠客行》中，金庸让石清离开了梅芳姑转而投身闵柔的怀抱：

　　梅芳姑……转头向石清道：“石清，我早知你心中便只闵柔一人，当年我自毁容貌，便是为此。”

　　石清喃喃地道：“你自毁容貌，却又何苦？”

　　梅芳姑道：“当年我的容貌，和闵柔到底谁美？”

　　石清伸手握住了妻子的手掌，踌躇半晌，道：“二十年前，你是武林中出名的美女，内子容貌虽然不恶，却不及你。”

　　……

　　梅芳姑又问：“当年我的武功和闵柔相比，是谁高强？”

　　石清道：“你梅家拳家传的武学，又兼学了许多希奇古怪的武功……”……

　　梅芳姑又问：“然则文学一途，又是谁高？”

　　石清道：“你会做诗填词，咱夫妇识字也是有限，如何比得上你！”

　　……

　　梅芳姑冷笑道：“想来针线之巧，烹饪之精，我是不及这位闵家妹子了。”

　　石清仍是摇头，道：“内子一不会补衣，二不会裁衫，连炒鸡蛋也炒不好，如何及得上你千伶百俐的手段？”

　　梅芳姑厉声道：“那么为什么你一见我面，始终冷冰冰的没半分好颜色，和你那闵师妹在一起，却是有说有笑？为什么……为什么……”说到这里，声音发颤，甚是激动，脸上却仍是木然，肌肉都不稍动。

　　石清缓缓道：“梅姑娘，我不知道。你样样比我闵师妹强，不但比她强，比我也强。我和你在一起，自惭形秽，配不上你。”（第二十一回）

　　在《天龙八部》中，谭婆因为有了谭公而婚姻美满，倒是使她的初恋情人赵钱孙后悔莫及：

　　谭婆更不打话，出手便是一掌，拍的一声打了丈夫一个耳光。

　　谭公的武功明明远比谭婆为高，但妻子这一掌打来，既不招架，亦不闪避，一动也不动地挨了她一掌，跟着从怀中又取出一只小盒。伸指沾点油膏，涂在脸上，顿时便消肿退青。一个打得快，一个治得快，这么一来，两人心头怒火一起消了。旁人瞧着，无不好笑。

　　只听得赵钱孙长叹一声，声音悲切哀怨之至，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唉，早知这般，悔不当初，受她打几掌，又有何难？”语声之中，充满了悔恨之意。

　　谭婆幽幽地道：“从前你给我打了一掌，总是非打还不可，从来不肯相让半分。”

　　赵钱孙呆若木鸡。站在当地，怔怔的出了神，追忆昔日往事。这小师妹脾气暴躁，爱使小性儿，动不动就出手打人，自己无缘无故的挨打，心有不甘，每每因此而起争吵，一场美满姻缘，终于无法得谐。这时亲眼见到谭公逆来顺受、挨打不还手的情景，方始恍然大悟，心下痛悔，悲不自胜。

　　数十年来自怨自艾，总道小师妹移情别恋，必有重大原因，殊不知对方只不过有一门“挨打不还手”的好处。“唉，这时我便求她在我脸上再打几掌，她也是不肯的了。”

　　上述事例显然有违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学说阳刚阴柔、男动女顺，夫唱妇和，三从四德的爱情、婚姻、家庭之道，形成一种绝妙的讽刺。或者说，正是儒家的纲常礼教导致了上述的爱情悲剧。

　　C．爱与性

　　性的欲求与满足与情爱的渴望与满足是动物与人类两性关系的分野；而性又是人类情爱的前提与基础。性是一种本能；情则根源于文化、教育、习俗等各种社会因素的滋长。从理论上讲，是由性而生爱还是由爱而至性，都说不上谁是谁非；可是，几近于戴着镣铐跳舞的儒家文明，不仅将之强行分出彼此，而且厚此薄彼，认为由爱至性是天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儒家推崇的“父母之命，媒酌之言”的婚姻，恰恰也是一种由性至爱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而由性生爱就大逆不道。对此，未能免俗的金庸，便将《雪山飞狐》中的田青文、《飞狐外传》中的马春花、《射雕英雄传》中的穆念慈、瑛姑、《天龙八部》中的梦姑、《倚天屠龙记》中的纪晓芙等由性至爱的一类，写成了尴尬爱情的一类。其间，金庸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站在作为局外人的作者的立场上的贬抑与讽刺，到为主人公设身处地的着想与同情，再到完全站在主人公立场上的理解、认同与肯定。

　　《雪山飞狐》中的反面角色田归农的女儿田青文，在许配陶子安之后，又与师兄曹云奇私通生子。为了掩盖丑事，更不惜亲手将儿子杀死掩埋。如果说金庸如此写作是为了丑化反面人物田归农，那么，在《飞狐外传》中，金庸又让马总镖头之女马春花，在其父将她许配给师兄徐铮的第二天，便在花前月下投入来自京城的连姓名也不知道的贵公子怀抱，显然是对现实的客观叙述与自然认同。到了《射雕英雄传》中，身为贵妃而得不到性爱的瑛姑，为了愿望的满足而与随王重阳前来作客的不通男女之情的老玩童周伯通发生性关系（其实是前者诱奸后者），在儿子遭人暗算后，又因丈夫吃醋不肯医治而死，不能不说金庸对瑛姑已生理解与同情之心；穆念慈明知禀性风流的杨康贪图富贵，认贼作父，却陷入痴爱而不能自拔，更是令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在《天龙八部》中，对由性至爱的问题已经有所认识的金庸，写到西夏公主被天山童姥掳至冰窖，在黑暗中与虚竹发生两性关系并由性生爱时，仿佛是在讲述一个美丽的艳遇故事：两人之间相互不知姓名，不知容貌，更不知性情、出身、修养、经历与本领，只有性欲在黑暗中的沟通、交流与满足。这种认同与肯定的态度与立场，在《倚天屠龙记》峨嵋弟子纪晓芙爱上强暴她的与峨嵋派势不两立的邪教明教左使杨逍的故事中，便完全表现了出来：一是纪晓芙常常暗中不由自主地为杨逍的武功高强与聪明机智而自豪；二是纪晓芙宁肯被师父灭绝师太处死，也不肯出卖杨逍；三是为女儿取名杨不悔，足见其爱之诚。

　　D．有爱无缘

　　如果人们通常所说的爱情中的无缘，是指“有情人终于不能成眷属”，那么，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袁士霄与关明梅、于万亭与徐潮生、陈家洛与霍青桐、喀丝丽(《书剑恩仇录》)、夏雪宜与温仪、何红药、袁承志与朱阿九、何铁手、焦婉儿(《碧血剑》)、胡斐与苗若兰(《雪山飞狐》)、袁紫衣、程灵素(《飞狐外传》)、华筝与郭靖(《射雕英雄传》)、王重阳与林朝英、杨过与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李莫愁与陆展元、武三通与何沅君(《神雕侠侣》)、张无忌与周芷若、小昭、殷离(《倚天屠龙记》)、丁典与凌霜华、狄云与戚芳(《连城诀》)、李文秀与苏普、马家骏、瓦齐拉尔与雅丽仙、史仲俊与上官虹(《白马啸西风》)、段正淳与王夫人、甘宝宝、秦红棉、阮星竹、康敏、赵钱孙与谭婆(《天龙八部》)、令狐冲与岳灵珊、仪琳(《笑傲江湖》)、阿青与范蠡(《越女剑》)、梅芳姑与石清(《侠客行》)、陈圆圆与李自成、胡逸之(《鹿鼎记》)等等，都榜上有名。在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中，只有《鸳鸯刀》没有表现爱情的遗憾，可见作者对其感受之深，已经到了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的地步(另见下文《韦小宝的妻妾成群与金庸自恋的白日梦》)。

　　E．泛爱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见一个爱一个”，“见了姐姐忘了妹妹”，被人们视为“爱红”的毛病，成为花袭人与之约法三章的内容之一。同贾宝玉相比，《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对周芷若、赵敏、小昭、殷离的爱，显然要略逊一筹。因为贾宝玉虽然见一个爱一个，但他最爱的、愿意与之生死与共、白头到老的还是林妹妹；而张无忌对待四女却不知如何选择，最终结果是由赵敏的主动追求与成功决定的。

　　但是，同《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的泛爱比起来，贾宝玉的泛爱又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段正淳对王夫人、秦红棉、甘宝宝、阮星竹、康敏等一干情人，个个都十分珍爱，视为心肝宝贝，愿意为她们牺牲名誉，甚至生命。因此，当号称“无恶不作”排行“四大恶人”第二的叶二娘受敌人威逼，也不愿供出自己的情人时，也难怪段正淳竟一时糊涂起来，以为她的情人就是自己，并暗算，如果真是如此，就算在天下英雄面前出丑，也要与之相认，不要让她独自继续承受爱的凄凉，足见其泛爱之诚。由于人间性爱的排他性，从而使其情人间长期战火纷纷，就像《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大小老婆之间一样。

　　金庸笔下还有一个泛爱者便是《鹿鼎记》中的韦小宝。相对而言，双儿与韦小宝的感情最深，可谓相亲相爱。阿珂的美貌最让韦小宝心动，他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在与韦小宝爱情与婚姻纠葛中，沐剑屏显示出文静、天真；苏荃显示出成熟、老练；曾柔显示出温柔、和顺；方怡显示出苟且；建宁公主显示出刁蛮、任性。索菲亚公主与韦小宝的情人关系，则全靠肉体维持。当然，性的欲求、满足与美貌，则是韦小宝爱恋所有女人的共性。

　　F．爱的专一

　　与段正淳、韦小宝等泛爱者不同，袁承志、胡斐、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因主张并遵循爱情的专一性，从而滋生出许多失恋的故事，令许多有情人伤心，甚至弃世。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为夏青青所爱，但他真正为之心动的却是杀父仇人崇祯皇帝的长平公主朱阿九。为他心动的也大有人在，如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焦婉儿、安小慧等。但是，为了爱的承诺或出于对爱的专一性的遵循，袁承志不得不压抑他对除了夏青青之外的所有女子的爱。这显然是受孔孟礼教熏陶的结果。对于朱阿九、焦婉儿的失恋来说，她们的避让也是原因之一：面对夏青青的满腔敌意与无理取闹，为了不让袁承志为难，朱阿九毅然削发为尼，进行爱情的自我放逐；焦婉儿立即找来了师兄罗立如，当面许嫁，并要袁承志为其证婚。

　　杨过对小龙女虽然也属爱情专一，但是，又不同于袁承志对夏青青的委曲求全，而是出于一种爱的自觉自愿。因此，虽有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郭襄、郭芙等一干女性衷情于他，但他从来都是心无旁骛。这显然属于道家的率性而为。

　　胡斐因为对袁紫衣有着刻骨铭心的爱，所以置程灵素对他的刻骨铭心的爱于不顾。这是一个落入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俗套的故事之一。

　　G．爱的虚幻

　　《天龙八部》中的无崖子与师妹李秋水相爱，曾隐居世外仙境无量山玉壁洞，研习武功，并生下一女即王夫人。显然是深爱的缘故，无崖子不仅多次将爱人之美寄托以丹青、书法，而且不惜耗费时间与心力，雕像传神。不料，后来竟然事与愿违，发生了移情别恋，爱上了自己雕刻的玉像，反而疏远了李秋水，弄得不欢而散。李秋水及其情敌大师姐天山童姥后来在临死之前看到虚竹得自无崖子的绘画，都认为画中人是李秋水的小妹子而非李秋水。不过，李秋水的这位小妹子却从未在书中出现过。这类故事早见于希腊神话，派格美利安雕成石像格里狄亚之后，便爱上了它，而对天下美女失去兴趣。萧伯纳的戏剧《派格美利安》与荷里活的电影都讲的是这个故事。

　　在《倚天屠龙记》中，殷离因杀死父亲殷野王的爱妾而不容于父亲，自幼流落江湖，被灵蛇岛的金花婆婆收养。在随金花婆婆到蝴蝶谷找胡青牛报仇时遇到了张无忌，想将其抓到灵蛇岛陪伴自己，于是便运用自己稍知一二的武功，五次三番地去拿张无忌的手臂穴道，武功极差的张无忌情急之下，便张口咬了她，她也从此爱上了那位“狠毒的张无忌”。然而，数年之后，学了《九阳真经》的张无忌与因练千蛛万毒手而面目丑陋并改名蛛儿的殷离一同对敌，她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自叹身世孤苦之时，要化名曾阿牛的张无忌答应娶她为妻，心地仁慈的张无忌非常爽快地答应后，便勾起了她对想像中的“狠毒的张无忌”的思念，并将真实的张无忌（曾阿牛）当成了想像中的初恋情人“狠毒的张无忌”的替代：

　　……那村女脸露甜笑，靠在他胸前，柔声道：“从前我叫你跟着我去，你非但不肯，还打我、骂我、咬我……”

　　张无忌听了这几句话，心中登时凉了。原来这村女闭着眼睛听自己的说话，却把他幻想作心目中的情郎。

　　那村女只觉得他身子一颤，睁开眼来，只向他瞧了一眼，她脸上神色顿时变了，显得又是失望，又是气愤，但随即带上几分歉疚和柔情。她定了定神，说道：“阿牛哥哥，你愿娶我为妻，似我这般丑陋的女子，你居然不加嫌弃，我很是感激。可是早在几年之前，我的心早就属于旁人了。那时候他尚且不理睬我，这时见我如此，更加连眼角也不会扫我一眼。这个狠心短命的小鬼啊……”……

　　那少女慢慢站起身来，对张无忌道：“阿牛哥哥，我快死了。就是不死我也决不能嫁你。但是我很喜欢听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

　　殷离对张无忌的这种幻想与真实分裂的爱情，一直保持到小说的结局：

　　赵敏怒道：“怎么动不动便打人？”殷离哈哈一笑说道：“我打了他，怎么样？你心疼了是不是？”赵敏脸上一红，道：“他是在让你，你别不知好歹。”

　　殷离笑道：“我有什么不知好歹？你放心，我才不会跟你争这丑八怪呢，我一心一意只喜欢一个人，那是蝴蝶谷中咬伤我手臂的小张无忌。眼前这个丑八怪啊，他叫曾阿牛也好，叫张无忌也好，我一点也不喜欢。”她转过头来，柔声道：“阿牛哥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好生感激。可是我的心，早就许了给那个狠心的、凶恶的小张无忌了。你不是他，不，不是他……”张无忌好生奇怪，道：“我明明是张无忌，怎地……怎地……”

　　殷离神色温柔地瞧着他，呆呆地看了半响，目光中神情变幻，终于摇摇头，说道：“阿牛哥哥，你不懂的。在西域大漠之中，你与我同生共死，在那海外小岛之上，你对我仁至义尽，你是个好人。不过我对你说过，我的心早就给了那个张无忌啦。我要寻他去。我若是寻到了他，你说他还会打我、骂我、咬我吗？”说着也不等张无忌回答，转身缓缓走了开去。

　　张无忌陡地领会，原来她真正所爱的，乃是他心中所想像的张无忌，是她记忆中在蝴蝶谷中所遇上的张无忌，那个打她咬她，倔强凶狠的张无忌。……

　　他心中三分伤感、三分留恋，又有三分宽慰，望着她的背景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知道殷离这一生，永远会记着蝴蝶谷中那个一身狠劲的少年，她是要去找寻他，她自然找不到，但也可以说她早已寻到了，因为那个少年早就藏在她的心底。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么好。

　　殷离对张无忌的幻想之爱，显然带有虐恋的性质，就像韦小宝与建宁公主的虐恋、纪晓芙对杨逍的虐恋。徐扬尚另有专著《金庸破译》加以探讨。

　　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性三毒

　　A．人性三毒：通俗文学关注的焦点

　　佛教认为，人生的烦恼虽多，但最基本的却只有三种：贪、嗔、痴，为人生烦恼之根，令人生不得解脱，故称人性“三毒”，又称“三垢”、“三火”。属于“三障”之中的“烦恼障”。《大乘义章》卷五：“然此三毒，通摄三界一切烦恼。”《别译杂阿含经》卷十一：“能生贪欲、嗔恚、愚痴，常为如斯三毒所缠，不能远离获得解脱。”

　　所谓“贪”，即梵文Rāga的意译。指贪爱、贪欲。《俱舍论》卷十六：“于他财物恶欲名贪。”包括人类对权力、财富、声名、地位、情义、艺术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追求、占有与享乐的欲望。

　　所谓“嗔”，梵文Pratigha的意译。指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大乘五蕴论》：“云何为嗔？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包括人类相互间的仇视、报复、妒忌、陷害、损害等意识与心态。

　　所谓“痴”，即梵文Moha或Mūdha的意译。谓愚昧无知，不明事理。《成唯识论》卷六：“云何为痴？于诸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亦即“无明”（梵文Avidyā的意译），有时与“惑”通用，称为“愚惑”。

　　总之，在佛家看来，人类因为有了种种的贪欲，才会有社会文明产生。这样，所谓的社会文明并不纯洁，也同时是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说，人类对所谓以在贪欲为基础的社会文明的执着追求，其实正是一种愚蠢。至少贪、嗔、痴作为人性三毒就是如此。作为“拳头＋枕头”的文学，通俗文学所关注捕捉、表现的正是人类贪欲所导致的故事。例如由于人们对王位、教主、掌门人、武林盟主及武功天下第一等权力、声名与地位的追求，对金银珠宝、宝刀、宝剑、武功及武学秘笈等财富的追求，对爱情与美女的追求等等，从而演出“灭门之祸——得遇高人传授——艺成下山复仇——机缘巧合，意外获得宝刀、宝剑、武功秘笈、藏宝图以及美人的亲睐”等种种江湖恩仇故事。因此说，人性三毒也是武侠小说的惯用叙事主题。

　　B．金庸武侠小说与人性三毒

　　⑴对权力、声名、地位、财富的贪、嗔、痴

　　从偷祭父母一事可以看出，《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本非一个大奸大恶、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但是，却是一个热衷权力、声名、地位、富贵荣华之人。他认可自己的非满人血统，足见其对生身父母的孝与对民族的忠；但是，一旦为了这种忠与孝需要他付出失去既得的权力、地位、声名与富贵荣华的时候，他变节了，不惜背叛并屠杀自己的民族同胞与骨肉兄弟，设下计谋，企图将陈家洛及其领导的红花会一网打尽，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射雕英雄传》中的成吉思汗与《天龙八部》中的耶律洪基、，对于郭靖与萧峰，可谓一位有情有义的长者与朋友，而对于天下苍生，他们却表现出准政治家的无情无义，凶狠残忍：攻城掠地，烧杀抢掠，视天下人生命如草芥，成为一国之君的权力、地位、声名的奴隶。

　　以上是成功的君王，其欺凌天下的动力，也在于对既得权力、地位、声名的无限欲望。对于失败的草寇如《碧血剑》中的李自成与正在走向成功的《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则只是出于对既得权力的贪欲，便由一个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蜕变为对天下人作威作福的窃国大盗；由天下痛苦的解脱者，蜕变为天下痛苦的制造者。

　　由此可见，对权力、地位、声名的无限欲望，正是所有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共性。在追求权力、财富、地位、声名的过程中，他们创造并利用一种政治强盗逻辑：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帮派、集团，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局部无条件地服从整体，下层无条件的服从上层，从而巧妙地将自己对权力、地位、声名的追求“合法化”为“为天下人谋利益”，将自己说成是天下“人民的大救星”。正是这种“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的政治强盗逻辑，使他们由一个权力、地位、声名的奴隶，到“人民的大救星”的角色转换变得天经地义：当初，官逼民反，他们作为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振臂高呼者，因为代表正义，天下苍生需要他们的领导；后来，革命成功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依据“少数无条件的服从多数，下层无条件的服从上层”的原则，天下苍生便不得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显然，这些由天下苍生拥戴的“人民的大救星”到强迫天下苍生认可他们的“人民的大救星”的权力、地位、声名的角色转换，是前后有别的。鲁迅说他从中国封建礼教中看出了“吃人”二字，在一部由这种政治强盗逻辑建构的中国封建政治史中，徐扬尚看到的同样是“吃人”二字。遗憾的是，这种封建历史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消解与重写，而且常常改头换面的继续写下去。

　　在江湖世界，《天龙八部》中的段延庆对皇位的追求、丁春秋以及《笑傲江湖》中的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对武林盟主与武功天下第一的追求，与上述江山世界的帝王、领袖们对权力、地位、声名的贪欲，不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而且在手法上也是相同的。为此，段延庆成为“四大恶人”之首，号称“恶贯满盈”；丁春秋成为祸害江湖的星宿老怪；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更是不惜党同伐异，大肆杀戮。

　　其实，一直为民族历史称道的《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及其领导的红花会、《鹿鼎记》中的陈近南及其领导的天地会，所从事的反满复汉、反清复明斗争，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用发展的眼光看，也像《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博、慕容复父子所从事的大燕复国斗争一样，都根源于对声名、地位的贪欲。因为政治的好坏与否，不以民族而论，国家与民族都属于不断变动、发展的时间概念，因此，对既定民族形态与国家形态的追求，并不具有终极追求的价值。

　　至于《碧血剑》中的温家五老、《连城诀》中的戚长发、万震山、言达平、凌退思、《雪山飞狐》中的田归农等、《鹿鼎记》中的洪安通的作恶多端，主要根源于对财富的贪欲。其中，田归农就曾经作过绿林强盗，为了占有得到并占有宝藏，不惜残害朋友；温家五老名为武林成名人物，其实就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不仅残害了夏雪宜一家，也害了女儿温仪。戚长发、万震山、言达平为了得到一部武功秘笈与藏宝图，不惜杀师灭徒，利用子女。凌退思身为知府，更不惜利用并牺牲女儿的爱情甚至性命。对藏宝图的争夺，也正是《雪山飞狐》与《鹿鼎记》的主要故事线索之一。

　　⑵对男女之情的贪、嗔、痴

　　《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虽然拥有后宫佳丽无数，但是，为了占有回部美女喀丝丽，不惜发动战争，生灵涂炭。天池怪侠袁士霄因为失恋而性情激变。《碧血剑》中的何红药因被遭夏雪宜的爱情欺骗而身受蛇咬，变得面目丑陋，同时变得丑陋的还有她的心灵，变得凶狠恶毒。《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南兰，在受到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爱的诱惑后，不惜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幼女不管，践踏了母爱与人性。在《飞狐外传》中，正是马春花为了追求那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爱，断送了善良的师兄徐铮以及自己的性命。《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因为失恋而成魔，迁怒于人，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的康敏，如果得不到和不能占有所爱之人就将他毁掉，因为不能独占段正淳而企图将他杀死，因为得不到萧峰的爱而不惜制造一场武林浩劫；天山童姥因为得不到师兄无涯子的爱，在恨极师妹李秋水的同时，也变得残酷无情，丧失人性。《白马啸西风》中的史仲俊与瓦齐拉尔，一个因为得不到师妹上官虹的爱便杀夫相夺；一个因为得不到雅丽仙的爱便毁灭其生命，进而要毁灭整个族人。《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因为得不到石清的爱，便偷走他的儿子，让他遭受失子之痛。《鹿鼎记》中的李自成与吴三桂，为了占有陈圆圆，一个不惜出卖国家与民族，一个不惜让千百万穷苦百姓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大顺”政权毁于一旦。

　　三．金庸武侠小说对人性的张扬

　　Ⅰ．对主流文化的反动

　　Ａ、对儒家学说的批判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应当是没有争议的。而儒家祖师们对人性善恶的界定并不统一：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则提出性恶说。总之，在儒家学说看来，人性非恶即善，非善即恶。当然，历史上流行的或说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孟子的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因此，儒家十分看重教育。那么，儒家所谓的正人君子又是什么样的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个人的利益服从集团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君臣父子，下层的利益服从上层的利益。学而优则仕。这便是儒家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好人的当然选择。

　　显然，儒家学说是一种倾向于、服务于、有利于集团的、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的学说。儒家人格即是一种集团的、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的人格。

　　然而，如前文所述，金庸却不认同。在他看来，集团、国家、民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一成不变。因此，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说，其意义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永远的。从而使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成为儒家人格与儒学人性论的反动。这种创作倾向主要体现在金庸自认为“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的长篇与后期作品中。（7）具体地说，就是《神雕侠侣》及其以后的长篇作品。

　　一方面，金庸后期长篇武侠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既恶也善，亦善亦恶，说不得善，说不得恶。另一方面，金庸后期长篇武侠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是向往自由，追求人格独立的无政府主义者。例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从世俗的角度看，其父杨康认贼(蒙古异族)作父，认毒为师父（拜西毒欧阳为师父的计划因黄蓉揭穿其杀死欧阳克的阴谋而失败），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干脆认毒(西毒欧阳锋)为父；他不仅背叛师门全真教，而且败坏伦理，娶师父小龙女为妻。然而，他不仅是一位至情、至信的人，苦恋小龙女，九死一生，几十年如一日；而且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宽容、豁达者：他曾救蒙古人铁蹄之下的襄阳人于生死关头；不只一次地搭救与他有断臂之恨的郭芙；“神雕侠”更是名动一时。如果说杨过恶的一面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与尺度问题，那么，《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的恶则主要表现为对恶的容忍。例如他对义父金毛狮王谢逊因复仇而伤及无辜的容忍；对朱元璋以牺牲部分人生命赢得全盘胜利的容忍；对周芷若为声名地位伤及无辜的容忍；对殷离心狠手毒的容忍等。其实，张无忌正是生活在正邪之间：其父出身名门正派，其母却出身邪教，也干过青海省邪事，又认大魔头谢逊为义父；既练九阴真经神功，也练过乾坤大挪移异法，既练过波斯邪门功夫，也练过损人害己的七伤拳；既爱名门正派峨嵋派弟子周芷若，也爱异族蒙古女子赵敏、波斯女子小昭，又对习练“千蛛万毒手”的毒女殷离的感情说不清；最终当上了天下第一邪教明教的教主。只不过是金庸如此写作，意在表现“正未必正，邪未必邪”的道理。而《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典范。对此，后文《韦小宝的妻妾成群与金庸自恋的白日梦》中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

　　当然，金庸并没有直接否定儒家学说的言论，他的这种倾向主要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与对政治的否定，以及对政治对人性的异化与扼杀来加以表现的。例如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写道：

　　我写武侠小说就是想写人性……写《笑傲江湖》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每一个朝代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

　　金庸进一步认为，“政治上大多数时期是坏人当权”。（8）如前文所述，不容否认，儒家学说就是一种政治学说。中国的政治乃至整个儒教文化圈的政治，都是属于儒家学说影响与制约下的政治，只是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所受到的影响与制约的程度不同而已。由金庸武侠小说在整个儒教文化圈内都占有市场这一现象也可见一斑。

　　Ｂ．对道家学说的认同

　　相对而言，如果说儒家学说与人格是集团的、社会的、政治的学说与人格；那么道家学说与人格就是民众的、个人的、隐士的学说与人格；而佛家学说则是宗教的学说与人格。儒家是“入世”的，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之”，强调凭借自我机制的“中庸”，通过对个人行为规范与社会运行法则“礼”的遵循，去追求“仁”的境界；道家是“出世”的，强调道法自然，物我为一，复归本性，追求自由放达，人格独立；同样主张“出世”的佛家，却认为人生就是苦，欲望就是孽，有情即痴，主张通过苦修，破孽化痴，脱离轮回，脱离人生苦海，修成正果。尽管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一个为“入世说”一个为“出世说”，但是二者都是“此岸说”，其归宿仍是现实世界；而道家学说与佛家学说同为“出世说”，其归宿却分别属于“此岸说”与“彼岸说”：一个在现实世界，另一个却在来世来生与天堂。

　　显然，金庸武侠小说对道家学说给予了极大的认同。一方面，金庸为其作品绝大多数主人公安排了退隐的归宿。例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飞狐外传》中的胡斐、《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连城诀》中的狄云、《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鹿鼎记》中的韦小宝等。而且毫无例外的都是经过一番江湖斗争之后而退隐。而真正的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侠义之士，仅有郭靖、萧峰一二人而已。其中，萧峰在聚贤尽管是为了自卫，也曾杀死打伤过不少武林人士，造成一批孤独寡妇，例如游坦之的人生悲剧就是由萧峰一手造成的。就算金庸在《碧血剑》中想表现的主角是袁崇焕，但他是官也不是侠。

　　另一方面，金庸武侠小说对隐士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说：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政治上大多数时期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然后以认同孔子的观点的方式，肯定了隐士：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9）

　　金庸武侠小说对佛教、佛学有较多的涉及，但仅仅限于对其部分理论与境界的认同，绝对没有上升到对其由“原罪”、“轮回”、“四大皆空”、“苦修”、“超渡” 等构成的理论体系的全盘接受的高度。至于有人将“射雕三部曲”中的郭靖、杨过、张无忌分别定位为儒之侠、道之侠、佛之侠，认为在《天龙八部》中“儒侠、道侠终归于佛”，显然值得商榷：将郭靖、杨过分别称之为儒之侠、道之侠，不无道理，但将张无忌称为佛之侠，显然牵强。因为张无忌既不认同上述理论，又无苦修、禁欲的经历，仅有的只是慈悲心肠，有时甚至表现为不辨善恶的女人之仁。同理，论者认为，萧峰、段誉、虚竹“的人格，有着共同的基因，这才使三位个性不同、身份地位悬殊的主人公成为结义兄弟，生死之交。这一种共同的人格基因，正是一种佛家精神”。（10）遗憾的是，论者并未指出这种佛家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只好妄猜：大概就是张无忌的慈悲心肠。至少可以弄明白的是，苦修、禁欲、相信因果轮回、以彼岸世界为人生归宿等，不是萧峰、段誉、虚竹的共性或共同追求。

　　Ⅱ．对人性的极力捕捉与展示

　　金庸武侠小说对人性的极力捕捉与展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承袭传统的阶段。其特征是旗帜鲜明地惩恶扬善。至《神雕侠侣》为一变，进入独辟溪径并不断地超越自我的阶段。其特征是通过不断地变换视角来观察、捕捉、表现人性的正邪善恶的同体共生，及其相互转化的复杂性。至《笑傲江湖》又一变，从而形成并表现人本主义的人性论。其特征是以本能、人性为视角、为中心、为本位，来编织故事情节，来看待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来表现社会文明与人性的冲突，从而分离出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其实，这三个阶段也代表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三个层次。故有金庸自我认为的“后期作品好于前期作品”之说。

　　Ａ、惩恶扬善

　　无论是旧武侠小说还是新武侠小说，如前文所述，总是习惯将人物一分为二：一方为正面人物即好人与善人；一方为反面人物即坏人与恶人。进而旗帜鲜明地惩恶扬善，极力营造一种局部的邪不压正，正义昭彰的情感氛围，从而形成一种传统的惩恶扬善的叙事模式。金庸的前几部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射雕英雄传》也正是如此：其主人公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都是清一色的好人、善人与英雄。他们是非分明，善恶分明，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至少在当时当地人眼里心中是如此，代表着人性优良的一面。

　　当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一直是在求变求新。就上述作品而言，那是指人物性格与表现手法的变异。例如《碧血剑》对外国文学倒叙手法的借鉴，让不出场的人物袁崇焕、夏雪宜成为主角之一，其故事通过袁崇焕的旧部与夏雪宜的两位女人的回忆、叙述补出；《雪山飞狐》借用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的“三一律”，以一天一地来展现一百年的恩怨纠葛等。而在对人性的表现与挖掘上，却未能超出传统的“复仇模式”：一是报自己的杀父之仇，如金蛇郎君夏雪宜、袁承志、胡斐、郭靖；二是替他人报仇，如胡斐；三是报民族之仇，上述作品的主人公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都在其中。

　　Ｂ．善与恶,正与邪

　　金庸武侠小说对人性的多面性、深刻性与复杂性的捕捉、挖掘与表现，是从《神雕侠侣》开始的。对于这一层，只要将“射雕三部曲”的主人公加以比较即知：

　　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绝对是正面人物，从不有意去作有损于他人的事，是没有任何污点的不折不扣的好人。到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中，主角的人格与人性，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常常是正与邪，善与恶，同体共生。而这种所谓的正与邪，善与恶，原来不过是世俗文明观察事物，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实质上，所谓正亦非正，所谓邪亦非邪。对此，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当然，金庸那独特的人本主义的人性论，此时还未能形成，因为对于人情世故，他此时尚未彻底洞明。例如他在谈到《倚天屠龙记》时说：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浮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11）。

　　C．对人本主义人性论的张扬

　　真正地建立起人本主义的人性论，以本能、人性为视角、为中心、为本位，来看待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构成的世俗文明，来表现世俗文明与人性的冲突，从而分离出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从而加以真切的表现，金庸是从创作《笑傲江湖》开始的。他在小说“后记”中对好人与坏人的界定：

　　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正是其人本主义人性论。这与徐扬尚的人本主义人性论定位：

　　对他人，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是好人；对他人，对社会无益无害的人是常人；对他人，对社会有害无益的人是坏人或不是人（12）。正好不谋而合。

　　然而，徐扬尚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既是他阅读、理解、批评《红楼梦》的准则，也是他在阅读、理解、批评《红楼梦》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徐扬尚与金庸的人本主义人性论的不谋而合，正是金庸武侠小说与《红楼梦》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不谋而合。原来，从世俗的角度看，贾宝玉有三大罪状：一是抵制高考(科举)，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污蔑”读书人为“禄蠹”；二是乱搞男女关系，与多位女性有两性关系，且有同性恋行为；三是诽僧谤道，“污蔑”他人的宗教信仰。在大学教科书中有人据此认为他是“封建叛逆者”或“资产阶级新人”，予以肯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他的“三大罪状”，不仅在封建社会成立，就是在强调个性解放与性爱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成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更是令人不能容忍(大学生有此行为者，都得被开除出校或被勒令退学)。由此可见，我们的大学教科书的这种解释是在自欺欺人。只有在曹雪芹的人本主义的观照下，贾宝玉才是好人。

　　金庸武侠小说精心塑造的，正是这类好人：

　　杨过的汉奸后代出身，于他人、社会无害；他与师父小龙女相亲相爱，于他人、社会无害；他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于他人、社会无害。正好相反，他倒是作了许多于他人、社会都有益的事情，“神雕侠”名重武林。

　　与杨过相同，张无忌身为邪教“妖女”所生，于他人、社会无害；他与异族少女赵敏、小昭相亲相爱，于他人、社会无害；他认魔头谢逊为义父，于他人、社会无害。正好相反，他也是作了许多于他人、社会都有益的事情，也是望重武林，。

　　还有令狐冲，他与采花大盗田百光惺惺相吸也好，与魔教“妖女”任盈盈相亲相爱也好，与魔教的向问天相交也好，并未促使他加害于他人、社会。正好相反，他的所作所为，倒是于他人、社会都有益，人心所向，成为当时武林的无冕之王。

　　与他们相比，韦小宝的情况似乎须另当别论，很难说是好人。因为他不仅出身卑贱，与当时的“反动势力”为伍，而且“品行低下”，谋生“手段卑劣”。其实不然，在人本主义人性论看来，韦小宝也很难说是坏人。因为他与之为伍的“反动势力”是指双方相对而言的，韦小宝并未因此而加害于他人、社会；韦小宝谋生的“手段卑劣”与“品行低下”，也同样构不成对他人、社会的危害，他不是为了保命而杀人，就是被动地接受官位、金钱、贿赂，或是不停地给自己的仇敌或坏人制造麻烦；就是他以变相强奸与以某种条件作交换的手段讨来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由后者的默认与相安无事可知，她们似乎并不十分介意这种伤害。至少是金庸使她们不以此为伤害。因为在金庸为他们创造的典型环境中，作为典型人物，婊子养的小流氓韦小宝，对于陈珂来说，要远比所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后代、热心名利的、道貌岸然的、装腔作势的、卑鄙无耻的郑克爽要好得多；对于方怡来说，要远比外表忠厚、坚强，内心龌龊、懦弱的云南沐王府义士刘一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对于苏荃来说，要比她的原配洪安通更要好得多；就是对于建宁公主这位虐恋者，同样具有（或被建宁培养出来的）虐恋倾向的韦小宝，也比吴应熊更适合于她。

　　显然，金庸并不想将韦小宝写成一个像他早期作品塑造的一系列男主角一样的好人，但是，韦小宝最终也没能成为一个坏人，而是成了一个人本主义的信徒，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虽然金庸在《鹿鼎记》后记中对韦小宝的人格定位不高，然而，金庸对于韦小宝的塑造，正像鲁迅对阿Q、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契诃夫对宝贝儿的塑造一样，创作的过分投入，产生了自我从某种角度讲与移情，导致了无意识创作意图对知觉意识创作意图的喧宾夺主。参看后文《韦小宝的妻妾成群与金庸自恋的白日梦》。

　　从非单一的文化的角度，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无论是思想成就还是艺术成就，当推《鹿鼎记》、《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也许有许多读者不能接受；可是，更多的读者有理由相信，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当推《鹿鼎记》、《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浸透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作品。

　　首先，如金庸所言，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本主义才是永恒的。因此，只有表现永恒的主题的作品才会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其次，大智若愚，即“若愚”之“智”是较普通之“智”更高一个层次的“智”。

　　同理，好的作品，来自作家创作意图的 充分表现，而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则往往是作家由知觉创作意图升华到无意识创作意图的充分显现。因为这类作品所建构的通常是能够充分寄托读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令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获的召唤结构。
 

           注释：
　　（1） 分别引自香港明河社1975 年版(香港)金庸：《天龙八部》“写于1978年的后记”，第2125页；《鹿鼎记》“写于1980年的后记”，第1690页；《神周侠侣》“写于1976年的后记”，第1671页。
　　（2）参看徐扬尚：《<红楼梦>的精神分析与比较》“《红楼梦》：一部典型的女性话语”，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3） 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曾写过一对年轻恋人鹿兆海与白灵通过扔硬币打赌的方式，来决定谁参加共产党谁参加国民党的决择，以此表示国共合作，并承诺：即使将来国共不合作了，他们二人也要继续合作，然而，历史并非年轻人手中的如意珠。说到底，此事表明二人并不知道为谁(什么)而革命或反革命。但是，作品重在表现那个特定的时代而不是人生，所以，同上述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相比，显然技逊一畴。
　　（4） (香港)金庸：《神雕侠侣》“写于1976年的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第1671~1672页。
　　（5） (香港)金庸：《飞狐外传》“写于1975年的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第802页。
　　（6）在中国，美貌与才华也像价值连城的珠宝，会招致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势的贪婪者甚至同行、同事的垂涎、嫉妒、陷害、迫害，从而成为祸根。从这个角度讲，红颜祸水，红产薄命，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是成立的。
　　（7）(香港)金庸：《鹿鼎记》“写于1981年的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第21、33页。
　　（8）(香港)金庸：《笑傲江湖》“写于1980年的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第1689~1690页。
　　（9）(香港)金庸：《笑傲江湖》“写于1980年的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第1689~1690页。
　　（10）参看陈墨：《金庸小说人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6~43页。
　　（11）(香港)金庸：《倚天屠龙记》“写于1977年的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第1662页。
　　（12）徐扬尚：《<红楼梦>的精神分析与比较》“后记”，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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